李昊然的过往履历，可以用光鲜亮丽来形容。

他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2019年毕业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这几年，他还担任了学校的研究助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七月，李昊然已经通过博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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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世前，李昊然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与痛苦，我们不得而知，而这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过去四年来，第九位离世学生。

23岁的劳伦·布莱克是普林斯顿的一名韩裔学生。他主修英语，辅修创意写作。

今年四月，在失踪数日后，警察发现他死于湖中。他的家人在讣告中写道，布莱克死于“与躁郁症的勇敢斗争”，享年23岁。

劳伦·布莱克出生于2001年，曾获得国家优秀学生奖学金和盖茨学者奖学金。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而在把时间往前推，2024年2月，普林斯顿的大一新生詹姆斯在一条路口上撞车自杀，詹姆斯是知名华裔(专题)作家李翊云的小儿子。六年前，李翊云的大儿子同样以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年仅16岁。

詹姆斯同样才华横溢。他自学了好几种语言：威尔士语、德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以及他在学校学过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他的母亲李翊云曾经偶然发现，他的手机设置的是立陶宛语。

詹姆斯的朋友评价他，“非常有趣”，“在任何谈话中总能说出精彩、非常有智慧的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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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斯顿上一次引发舆论讨论，是一个叫Quon Howery的韩裔学生。在油管上，Howery懊恼地控诉着自己的大学。

“我在普林斯顿已经呆了2年半了，我很确信这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有问题的，这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并不是因为课很难，也不是因为压力，而是这里的气氛在很多不同因素的作用下，变得非常窒息且有毒 。”

“学校排名真的不重要，精神健康比任何一个名校学历重要得多。”

原视频因为争议太大，已被博主删除

无独有偶，今年6月，另外一位普林斯顿的日裔学生在网络发表了一封《常春藤盟校辍学生致25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这位学生决定从普林斯顿退学，从博主痛苦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他在这所精英大学的挣扎。

去年这个时候，博主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而且获得全额奖学金。他打开录取通知书时喜极而泣，“我觉得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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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后，所有的期望都发生了变化。

“我几乎所有的课程都不及格，交不到任何朋友，学业压力和名望压垮了他的心理健康。我骗父母说我在普林斯顿表现很好，有很多朋友，因为他们对我寄予厚望，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的学业和社交生活。”

“随着我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糟，我甚至想过自杀，结束这一切。再加上我投入了太多时间、金钱和心思的失败的恋情，彻底摧毁了我的心理健康。”

博主文末继续写道，“如果时光倒流，我会告诉自己，选择一所真正让我感到舒适的学校，而不是把名望和声誉置于一切之上。”

孩子自杀身亡后，许多父母的形象都是沉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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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临床心理学家、《帮助失去亲人的父母》一书的作者Richard Tedeschi说，父母常常陷入自责的巨大痛苦之中。

纠缠于家庭成员的是一个看似永无止境的问题：“为什么？” 每个成员都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自杀的发生。即使这个问题将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悲伤与懊悔可能会如此持久、强烈和严重，以至于很难恢复。

知名美国私立高中——哈佛西湖中学韩裔女孩Jordan Park自杀后，2023年4月27日，女孩父亲Shaun Park也选择了自杀。他从高速公路跳下身亡，时年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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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Jordan Park是一个专注、富有灵感并且才华横溢的学生。

为什么两个孩子要连接选择结束生命？

今年3月，李翊云在《纽约(专题)客》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回忆与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

当六年前，她失去第一个儿子后，她在心理医生的办公室里，也在自己的脑海里，反复思考着那些“怎么回事”、“为什么”、“理由”和“如果”等问题。

她知道，人们喜欢为自杀寻找一个简洁的解释和可以责怪的人，而且通常他们会责怪孩子的父母。“我始终承认，作为他们的母亲，我的能力有限。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所以我只能尽力而为。”

然而，她知道，她用体贴和关爱养育了他们，并努力为他们创造空间，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做回自己。

有一个细节是，有一天，还在读小学的大儿子文特森说，他要穿裙子，而且是粉色裙子去学校，即使她和丈夫担心儿子这样做会被同学欺负和嘲笑，但他们还是尊重了儿子的决定。

2012年，李翊云因抑郁症而两次自杀未遂。在回忆录中，她思考着这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以及她对这两次自杀的描述对孩子们的影响有多大。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也让他们看到了自杀是结束痛苦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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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特森自杀前，文森特在加州(专题)的心理医生曾叮嘱过李翊云，“他不是那种会吃几片药就打电话给所有朋友宣布自己计划自杀的孩子，你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文森特决定自杀，那会来得非常突然，没有人会预料到，也没有人能阻止。”

她是如何应对大儿子离世的事实的，李翊云这样写：

“文森特去世后，我经历了痛苦难忍的日子，麻木不仁的日子，满足的日子，忧郁的日子，读书写作的日子，无法读书写作的日子，倒立的日子（就像玛丽安·摩尔诗中的蝙蝠），以及正立的日子。但在所有这些不得不活下去的日子里（用菲利普·拉金的话来说，“除了日子，我们还能活在哪里？”），我始终怀念着那个念头：在我的余生中，每一天，我都会想着文森特。”

在第二次失去孩子后，李翊云依旧坚持读书、写作，保持睡眠、补充水分、每天锻炼。

“任何能防止焦虑或胡思乱想的事情都对心灵有益。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彻底的接受。孩子的死会重新调整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的余生将在深渊中度过，那么深渊就是我的栖息地。一个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去对抗自己的栖息地。”

年轻的生命为什么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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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原因是不同且复杂的，把它归咎于任何个体，都是片面、不负责任的。

人类学家项飙曾用“蜂鸟”比喻当代东亚社会的一种悬浮状态。蜂鸟，意味着人类永世永生的疲倦和勤劳。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必须以极高的频率振动翅膀，才能勉强悬停在空中。既无法前进，也无法扎根。

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进一步写道，在功绩社会中，“人类变得过度活跃，以歇斯底里的状态投入工作和生产。……每个人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其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

然而，这种自我剥削带来的糟糕结果是绵绵不绝的焦虑、恐惧、不安全感以及幸福感知能力的逐步丧失，甚至很多东亚人会有休息的羞耻感及不配得感。

在一档播客节目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当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父亲突然脸色紧绷：不对，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开心？

回溯李翊云的成长经历，这是一个典型的让人窒息的东亚家庭。

李翊云的父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母亲是一名老师，她把自己的母亲形容为，“家庭暴君，她的冷酷无情和她的脆弱一样难以预测。”

“很早之前，虽然还无法将其诉诸于言语，我就知道：母亲才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亲的愤怒，我更害怕母亲的眼泪，巨婴式的母亲，需索无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几近病态，家中每个人因此都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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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父亲的角色长久以来是沉默的，有一回他向女儿坦言，“他在他的婚姻里不曾感到过一日安宁，他后悔他从没想过要在母亲面前保护我和妹妹。”

即使后来逃离了母亲，来到美国，但原生家庭给她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相反，代际创伤在这个家庭就如同毒素一般传承下来。

当然，大多数东亚家庭并不如同这般极端，但从一个个丧失的生命里，从一起起悲剧中，作为父母，我们在拼命追逐成绩、名校录取时，我们是否还记得孩子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一个高中生来到北欧读书后，她一边被北欧的松弛一次次惊叹，一边写道，“东亚小孩太让人心疼了。”

“你可以出门hiking几分钟后，在一处幽静且风景优美的湖区游个泳然后再上岸躺在草坪上和朋友们聊天，玩吉他，一起唱歌，织毛衣或者只是躺着，晒太阳，感受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用刻意为之，也不用很用力，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发生。乐器、绘画、手工、运动、在我的记忆中，是失去的童年，是用休息天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光换来的日复一日的补习班，不停的练习.......

你要问我的乐趣？好像记忆中并没有，只剩下弹错音符而被老师呵斥的羞耻感，还有就算在休息天也要7点起床，被妈妈催促不能睡懒觉的疲惫......我们或许自己都没意识到，那个从小就被大人push的小孩，长大后自己也没放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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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长大后那个没有放过自己的小孩，是李昊然，是劳伦·布莱克，也是一个个活在焦虑中，不幸福的我们。